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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之间战火不断。为了笼络人才和表彰功臣，一种源自周朝的封爵制度——封君制逐渐形成。这种爵位在诸侯国内地位崇高，仅次于国君本人。我们熟知的孟尝君、春申君、信陵君等，都是当时手握重权的封君代表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战国后期又出现了更高一级的封侯制度。比如秦国丞相吕不韦获封文信侯，名将王贲被封为通武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封君制度在战国时期更为普遍，主要授予王室宗亲和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，存在时间也更为长久。而封侯则较为特殊，因为按照周制，诸侯的爵位本应由周天子册封。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秦国原本只是伯爵诸侯，为何后来却能分封比伯爵更高级的侯爵呢？

封君制度在战国初期就已确立。根据周朝的分封传统，君属于卿大夫级别，诸侯可以自行册封，无需周天子批准。以著名的商鞅为例，他被封为商君，意为商地的封君。《史记》记载：商君者，卫之诸庶孽公子也，名鞅，姓公孙氏，其祖本姬姓也。这段记载说明商鞅原名公孙鞅，是卫国姬姓后裔，故又称卫鞅。获封商地后，他便以封地为姓，改称商鞅。

战国时期封君众多，几乎每个强国都有著名封君。楚国的春申君、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齐国的孟尝君、燕国的昌国君乐毅，以及秦国的武安君白起与武信君张仪等。早期的封君称号多与封地相关，如信陵、春申等地名，这些封号不仅代表身份地位，还赋予封君实际的行政管理和组建私兵的权力。

但到战国晚期，封君与封地逐渐分离。封君虽仍享有封地的赋税收入，却失去了实际管理权。因此后期封君称号不再拘泥于地名，更多采用美称，如武安君就不是地名。有趣的是，武安君这个称号并非白起独享，赵国名将李牧也曾获此封号，这体现了战国时期对传统卿大夫爵位的创新。

在周朝爵位体系中，侯爵是周天子册封的五等爵位（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）之一。秦国最初只是伯爵诸侯，国君虽在国内自称公（如秦献公、秦孝公），但在周王室面前只能称伯爵。楚国地位更低，仅为子爵，所以其国君只能称楚子。楚国一直想提升爵位未果，最后干脆自称王号，与周天子平起平坐。虽然其他诸侯国视楚国为蛮夷，但也无力反对。

秦孝公时期推行商鞅变法，建立了以军功为基础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。具体等级为：公士、上造、簪褭、不更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公乘、五大夫、左庶长、右庶长、左更、中更、右更、少上造、大良造、驷车庶长、大庶长、关内侯、列侯（彻侯）。不过最初只有十八级，最高为大庶长，后来才完善为二十级。商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为大良造，尚未达到大庶长级别，可见当时秦国封赏仍较谨慎。

那么侯爵是何时出现的呢？随着周王室权威衰落，诸侯纷纷自立为王，封侯制度应运而生。诸侯国开始互相承认王号，比如著名的徐州相王事件：魏惠侯与齐威侯在马陵之战后互相尊对方为王。这开创了战国诸侯称王的先例。

但此举引起其他国家不满。楚国、赵国、燕国和鲁国联合讨伐齐国。特别是自视甚高的楚威王，认为齐魏称王是对周礼的亵渎，亲自率军攻打齐国，进一步加剧了礼乐制度的崩坏。

战事持续升级，魏国为拉拢韩国，尊韩威侯为王（韩宣惠王）。不久，秦国不甘人后，自行称王（秦惠文王）。随后魏、韩联合赵、燕、中山等国相继称王，形成五国相王的局面。侯爵封号也随之广泛出现。

秦国先后封魏冉为穰侯，范睢为应侯，吕不韦为文信侯，嫪毐为长信侯；齐国则封邹忌为成侯等。那么封侯与封君的地位孰高孰低呢？从等级来看，封君在诸侯国内仅次于国君，通常授予立下大功之臣，拥有封地和实权。如商鞅就曾想凭借封地组织抵抗秦军。当时侯爵尚未出现，封君就是最高荣誉。

后来封君制发生变化，封君不再管理封地，仅享受食邑，封号也变成美称（如武安君）。而侯爵则变得极为珍贵，连灭国功臣王翦都未能立即获封，足见其稀缺性。整个秦朝只封了七位侯爵，可见封侯标准之严格。

因此，当封君拥有封地时，其地位与封侯相当，甚至能组建私人武装。但如果封君失去封地，侯爵就高于封君。无论如何，这两者都是战国时期的最高荣誉，获得者不是宗室贵胄就是功勋重臣，只有嫪毐等极少数人是例外。

战国结束后，封君制度被彻底废除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，建立二十等军功爵位制，切断了爵位与封地的联系。虽然保留了侯爵，但多为虚封，只享俸禄而无实权。